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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诗三十首》

乱后玄都失故基,看花诗在只堪悲。
刘郎也是人间客,枉向东风怨兔葵。
作品赏析
该诗批评刘禹锡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和《再游玄都观》二诗,其旨意郭绍虞先生早已揭明,重点是在“作诗应否讥刺之问题”(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》)。但由于郭先生所论甚为简要,似不够充分有力,未能成为定论,后人遂出新说,或谓遗山寄黍离之悲,或谓遗山同情刘氏生平遭际,等等,所以,有必要对该诗略加疏证,以证成郭说。
元好问论诗,主张温柔敦厚,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。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,就有“无狡讦”、“无为妾妇妒,无为仇敌谤伤”等形式戒条。他认为,即使有“不能自掩”的“伤谗疾恶不平之气”,也应该“责之愈深,其旨愈婉,怨之愈深,其辞愈缓”(卷三十六《杨叔能小亨集引》)。而刘禹锡的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一诗,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说是“语涉讥刺”,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说是“语讥忿”,好在是戏赠之作,尚无伤大雅,但《再游玄都观》一诗就怨刺失度了,尤其是诗序中所谓“重游玄都,荡然无复一树,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”,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、燕麦,打击面太大,贬损太过,不免流于刻薄。所以,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说:“执政又闻诗序,滋不悦”,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未引诗歌,却引出序中兔葵、燕麦等语尤为不满。元好问也是这样,他在《留赠丹阳王练师三章》(卷十四)诗中,像是有意改写刘禹锡的《再游玄都观》诗,说:“烂醉玄都有旧期,百年人事不胜悲。桃花一簇开无主,留著东风与兔葵。”他看重的只是其中人事变化的悲伤,而不是“怨兔葵”的怨刺。该诗与“乱后”一绝同韵,可资参考。在“乱后”这首论诗绝句中,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,批评《再游玄都观》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。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《再游玄都观》的背景,“乱后”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、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,与元好问创作该诗时的避乱无关,因为此前的蒙古入侵,并未攻破长安,不存在“玄都失故基”的可能,所以,没必要无端臆测,据此挖掘所谓的“黍离之悲”。“失故基”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“荡然无复一树”的衰败景象,看花诗指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一诗,不是统指两首桃花诗。两句诗的意思与“烂醉玄都有旧期,百年人事不胜悲”相同,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,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。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,“刘郎”一句,借用刘诗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之语,同时暗用刘晨入天台山的传说,说刘禹锡也是凡人。“枉向”一句,拈出《再游玄都观》诗序为批评重点。“枉”是“错”的意思,与“枉著书生待鲁连”(《论诗三十首》)和“风流五凤楼前客,枉作襄阳雪里看”(卷十二《李白骑驴图》)的“枉”字同意。两句连在一起,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,不能免俗,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、燕麦一类,加以嘲讽。可见,这首诗着重批评《再游玄都观》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。

【评价】
《论诗三十首》是元好问的一部重要文学批评著作,该书对唐诗宋词进行了深刻的评论和分析,以及对写诗的态度、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。从维护真情实感的角度对诗歌进行了要求,明确了“以真情为先、以实感为主”的写作原则。
这部著作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。它不仅揭示了元代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和发展趋势,还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元好问在《论诗三十首》中提出的“真情实感”、“形象写实”等写作要求,为后来文学创作提供了示和借鉴。
其中,元好问强调真情实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,认为一个好的诗歌作品必须要有真情实感的抒发。这一观点,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而且,元好问在论述“真情实感”的过程中,所阐发出的一系列美学观念,如“意境”、“意象”、“声韵”等,也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基础,对后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因此,可以说,《论诗三十首》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经典之作。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,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独特的贡献。
创作背景
元好问的《论诗三十首》是在金朝灭亡后创作的一组诗歌理论批评组诗。这些诗歌表达了元好问对历代诗人和诗歌作品的评价和看法,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诗歌创作理论的探索和思考。其中,《论诗三十首》的第十一首专门评价了陶渊明的诗歌,表现出对陶渊明清新自然、真挚朴实诗风的赞赏。这些诗歌的创作背景与元好问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文学观念密切相关,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文学和社会背景的一种反思和表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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